第110章 功过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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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章 功过是非

赵恒就这样撒手人寰，对于宋朝的这位在位长达二十五年的皇帝，在他告别人世的时候我们还是得为他送行一程。作为宋朝的第三位皇帝，赵恒在登基之前的所作所为我们在此不予置评，单论他作为帝王的这二十五年。

我们首先来看他的成绩单：

赵恒离世之时，相比他登基之始，宋朝的人口由413万2576户增加到了867万7677户，整整增加了一倍多。

租税方面，相比太宗朝晚期的至道末年，天禧末年的谷物则是增加了157万余石，钱币增加270多万贯，布匹增加50余万匹，茶叶增加117万余斤。请注意，这只是同比当年的单年增加值，而非二十五年间的总增加值。

再来看“上供钱”（也就是国家当年的财政总收入）。赵光义当政的至道末年，宋朝当年的总收入是1123万余贯，而赵恒的天禧末年则达到了2653万余贯，同样是增加了整整一倍有余。

此外，宋朝此时还有国营的各类矿场：金矿五座，银矿五十一座，铜矿三十五座，铅矿三十六座，朱砂矿两座，其他种类的矿场更是不胜枚举。

以上种种只是赵恒为帝二十五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当中的一部分，简而言之就是国家富起来了，百姓的日子也跟着好起来了。在赵恒的领导和治理下，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这个在二百五十年里几乎年年都饱经战乱之苦的国家终于是再不闻兵戈之声且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

纵观为帝的这二十五年，赵恒的帝王生涯可以说是被澶渊之盟给划分为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阶段。在那之前，以三十岁的年龄登上帝位的他一直活在各种内忧外患之中，而得益于吕端、李沆、吕蒙正和寇准的竭力辅佐，他在那八年时间里的所作所为堪称一代贤君和圣君。

在此之前，被人们所公认的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是唐玄宗在位期间的开元末期和天宝初期，赵恒的最大功绩便在于他在为政的二十五年里把中国重新拉回到了当年的那个时期。尽管在具体的数值上存在学术上的争议，但史学界普遍的共识就是：赵恒驾崩之时，宋朝的总人口尽管和唐朝的鼎盛时期存在一定的差距（一千万左右），但在耕地总面积上面已经可以和盛唐时期并驾齐驱，甚至已经完成了对唐朝的反超，而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商业的繁荣程度则是攀上了历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在这方面宋朝将唐朝甩出了好几条街。不过，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赵恒时期的宋朝版图面积可是没法和唐玄宗时期相提并论。

让人为之叹息的是，随着澶渊之盟的到来，随着宋辽战事的结束，随着党项人李德明在宋朝给出的大把利益和好处面前选择“臣服”，随着李沆的离世、吕蒙正的隐退以及寇准的被外贬，赵恒在王钦若的蛊惑之下转瞬之间就变了模样，一代贤君和圣君只是在一念之间就成为了一个骗天骗地、骗鬼神、骗自己、骗天下所有人的神棍皇帝。但是，即便如此，赵恒也并非是一个“昏君”。他在忙着四处崇神拜神瞎折腾的时候，宋朝的国计民生并未荒废，他对政务、司法刑狱、民生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同样也并未减损。

当然，在这种局面之下宋朝还能继续兴盛繁荣主要还是得归功于赵恒的那位大宰相王旦，可他在那十余年里一直用王旦压制王钦若和丁谓也足以证明他的“睿智”。

在整个帝王生涯的后十七年里，赵恒在全国范围内大搞拜神运动，期间耗费了无数的国力、财力和民力，此可谓是他一生当中无法抹去的“污点”。在战争的硝烟化为落地的尘埃之后，他难道就真的没有别的事可干了吗？不尽然也！

事实上，宋朝本有机会在赵恒的手里攀上更高的巅峰，他本有机会成为宋朝的汉文帝，可他没有这样去做。如果他和他的儿子真的成了汉朝的文景二帝，那么等到后来的宋神宗登基之时，宋朝是完全有可能复制汉朝最为鼎盛和强盛时期的辉煌——包括在军事上。可是，这一切都是假设。

赵恒关起门来逍遥自在之时，他的那位辽国皇弟耶律隆绪在忙着清理自己的政敌，耶律隆绪一边在西边和后来的蒙古诸部打得是昏天暗地，一边又在东边和高丽打得是你死我活，而辽国也在他的手里实现了“圣宗中兴”从而进入辽国历史上的全盛时期。

耶律隆绪留给自己儿子耶律宗真的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进入鼎盛时期的国家，在这方面党项人李德明同样做得很出色。赵恒在忙着享乐忙着给自己的脸上贴金，而李德明则在忙着给自己的儿子李元昊盖房子、抢地盘和攒钱，李元昊后来能够建立西夏国所倚仗的正李德明给他打下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可以说耶律隆绪和李德明都称得上是一个好爹，而赵恒留给他儿子的又是什么呢？是一个越加强大的辽国，是一个尾大不掉以至于今后为祸百年的党项（西夏国）。辽国就不说了，可赵恒在解除了来自于北方的威胁后，他是完全有时间、精力和能力去彻底解决党项的问题，但他没有，他的贪图安乐导致了李德明的愈发坐大（关于李德明此时的实力有多么强大和雄厚，我们在后面很快会说到）。

此外，当赵祯登基之后，这个只有十来岁的孩子所面临的是权臣当道和母后专权的政局。赵恒不但没有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一帮可堪比吕端、李沆和吕蒙正一类的贤臣和能臣，而且他也没有给自己的儿子攒下一分钱，反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看样子赵恒比他父亲能挣钱，毕竟账面上的数目是那么具有说服力，但赵光义虽然挣得没他多，可每年却能够维持收支的平衡甚至还小有盈余，反观赵恒虽然挣得多但花得却更多，他每年是入不敷出。宋朝在天禧末年的财政收入是2653万余贯，但财政支出却高达2714万余贯，也就是说宋朝已经出现了财政赤字。

这里面的原因再明显不过了，因为赵恒太大方了，无论是对自己的臣子还是子民他都不吝赏赐（尤其是在拜神运动的初期），这赏赐不单是金钱，也包括各种物件、绫罗绸缎以及酒食等各类物资，这些东西说到底其实也是白花花的银子。赵恒可以说自己身为皇帝无负于自己的大臣和子民，无负于身边的所有人，可他却有负于祖宗社稷，有负于自己的儿子（很遗憾，赵恒就一个儿子，而他的这个儿子又没有子嗣，因此我们只能说赵恒有负于他的儿子，而不能说他有负于他的子孙）。

作为宋朝第一个在深宫内苑里长大成人的皇帝，赵恒在很多方面都不及他的前辈，比如刘恒，比如刘庄，再比如李治。不过，相比这些人，赵恒也有自己的长处，比如他的仁德，他的谦卑，他对吏治的整顿，他对农业发展和司法公正所倾注的心血和精力，他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他对士大夫阶级的礼遇和赏赐，他对百姓疾苦的怜悯和赈济。以上种种都让他无愧于一个“仁君”的称号，而在这方面他的儿子赵祯可以说是完全继承了他的基因。

遗憾的是，仁君未必就是一个好皇帝。赵恒确实把宋朝带入了一个繁花似锦的世界，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宋朝享受了赵恒带给它的诸多光环和好处，可也势必要承受由此而在暗地里开始发酵的诸多弊端和隐患。

最后，就让我们用赵恒所作的《劝学诗》来为他做最后的告别：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无车毋须恨，书中有马多如簇。娶妻无媒毋须恨，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